近年来，广大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如就业、医疗、住房、子女就学等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并正在不断得到改善。然而，农民工生活的另一面——情感生活迄今依然不尽如人意。

　　这是一种难以启齿的压抑。

　　年轻的农民工找不到对象，农民工夫妻长期分居或者群居。

　　他们的情感，因为现实而变得有些困惑，迫于生计而显得无奈。情感，似乎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对于这样的状况，他们只能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说服自己，而这样的说服力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他们的生活似乎有许多雷同之处。一个个生活样本勾勒出的，是整个农民工群体的情感生活图。

　　样本一 牛郎织女式的农民工夫妻

　　一年回一次家，一年只和妻子见一次面，两人团聚的时光就只有过年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样的生活比牛郎织女好不了多少。

　　在龙翔街道一家企业里做电工的崔李剑（化名）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外出打工10多年，每年只到过年才回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崔李剑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交谈了20多分钟后，他才开始变得健谈起来。“在外面干活儿，想家吗？”记者问他。崔李剑说：“想，非常想！俗话说‘外面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嘛。”

　　崔李剑来自四川。和许多劳动力输出地一样，青壮年都会外出打工。“家里的那点地也刨不出几个钱，再说人家都出去打工，如果你留在家里没有正经事干，村里人会说你是混混的。”

　　每天干完活后，崔李剑除了感觉累之外，就是对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孩子的思念，而这种思念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为了挣钱并不能和妻儿团聚。深夜无人之时，他会想起自己和妻子相识、相恋的故事。两人是在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两人挺谈得来，就常常相约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崔李剑至今还记得自己和妻子一起看的第一场电影：《罗宾汉》。

　　“谁会不想自己的老婆，都是男人嘛。”崔李剑说，“说实在的，我老婆真是个好人。从嫁给我之后，我每年都外出打工，一年到头陪她的天数加起来也不到半年，但她从来没啥怨言。她一个人在家挺不容易的，不但要操持家务，还要带孩子。虽然老家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过的，但我总觉得心里亏欠她。”

　　抽烟、喝酒、打台球，这是崔李剑的业余生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台赚钱的机器。”崔李剑说，“很多时候，我就和几个老乡找个小饭店喝点酒，聊聊天。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家里的事情，有时聊到伤心的时候，有人就会借着酒劲哭起来。”

　　崔李剑的周围有不少年轻点的农民工受不了这种无聊的生活，看黄色小说、黄色录像，甚至出去找“小姐”…… 崔李剑坦率地说，有些农民工正值壮年，生理需求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每年也只能回家一两次，所以平时会自己去想办法发泄一下。

　　样本二 只隔着一层木板的两人世界

　　工友、子女之间共住一间房，这对租不起房子的打工者来说亦是常事。对他们而言，能够与他人隔上一层木板居住，已经是难得的二人世界了。

　　在濮院镇一个家庭作坊的三楼上，大部分在这个作坊里打工的人都被老板安排居住在这里。整个三楼四四方方，被木板隔成一个个小间。每个小间看似“各自为政”，实际上头顶是通的，一有人说话，所有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里住着好几对夫妻，四川人杨义（化名）夫妇就是其中之一。

　　杨义的小间不到10平方米。采访他们时，妻子正在收拾床上的被子。被子有些脏，好几个地方的棉花都露了出来。床尾墙角里电饭锅中煮的白菜还冒着热气，吃剩的半个馒头躺在铁饭盒的盒盖上，旁边还有一瓶二锅头。

 
　　老实巴交的杨义抽着烟，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这里，一到10点半几乎很少有人说话。都是带老婆的，大家都互相谅解的。”杨义说，刚来的时候，因为觉得会有响声，很尴尬，不敢去想那种事。时间长了，他们也能听见别人的声音，虽然有些别扭，但慢慢也就见怪不怪了。

　　为了少些尴尬，杨义夫妇会等大家都安静睡觉以后，午夜过后，才敢有动作。然而不方便出声，连大气都不敢喘。“心里很压抑。”杨义的妻子说。特别是到了第二天，看到那些同住的年轻人朝自己笑，杨义夫妇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没办法，收入那么低，家里还有3个孩子要上学。”杨义说，他无数次想要到外面租房子住，但这些想法往往都被经济问题打败。

　　样本三 想找个对象咋那么难

　　“找个对象咋这么难？”结束一天的辛苦工作，回到温暖的家里，爱人盛上热乎乎的米饭，说几句贴心的话……在许多人眼中，这是多么平常的景象。但对于那些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的青年农民工来说，这一切却是那么不易。

　　朱建伟（化名）是贵州人，在桐乡打工已经5年了。朱建伟找老婆可谓路漫漫。27岁那年，他在老家相过一次亲，见了几次面后，女方家长嫌他穷不同意，恋爱告吹。朱建伟于是到广州打工，但在那些地方没有碰到合适的女孩。等他再回老家，想在本地找对象，发现老家的情形已经大变，村里年轻的男人和女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小孩和带孩子的主妇。

　　在老家找老婆难，在外面找就更难了。如今在梧桐街道一家企业做电焊工的朱建伟说，由于整个车间都是男性，他同样没有恋爱的机会。“单位办公室里的女性都戴眼镜、敲电脑、喝咖啡，和我们有一定的距离。”

　　为此，朱建伟开始尝试各种方式去交友。去婚介所、参加交友活动，但屡屡失败已经让他几乎要失去信心了。于是，每天下班后，朱建伟回到自己独居的宿舍里，要么守着一台收音机，要么到旁边的小店看电视打发时间，常常感到很寂寞。

　　这就是一个农民工的恋爱状况，也是一个城市与农民工的距离。农民工流动性太大，工作不稳定，交际范围窄，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工作单位和住所两点一线，交友渠道除了老乡，就是在一起打工的，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人群，由于文化生活背景不同，农民工也很难融入到本地的群体中。

　　朱建伟说，他对婚姻的要求并不高，心目中理想的婚姻就是：每天回家有个人可以商量，一起看看电视、说说话，夫妻两个和和气气地过日子。但对于像他这样漂泊在城市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想在谋生的城市里寻找一段美好的爱情，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

　　问题 农民工情感危机引发社会问题

　　精神萎靡不振，迷恋黄色录像，甚至有时去一些从事色情活动的美容店……一些农民工兄弟由于性需求方面不正常，因而时常感觉自己的情感生活备受压抑。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样的行为很不好，也担心自己会因此染上性病，害怕自己会这样一直“堕落”下去，但生理上的需求让他们欲罢不能。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因感情纠纷引发的涉“性”暴力犯罪已成为继农民工涉“薪”事件之后的另一爆发点。今年6月，江西人陈某企图强奸一名桐乡本地少女未遂，竟残忍地将其杀害。警方在调查陈某背景时了解到，他在老家有妻女，但在外打工的他难得有回家的机会，有时会找外面的站街“小姐”。“当时我看见那个姑娘，　她真的太漂亮了，我就冲动了……”在交代自己犯罪的原因时，陈某说得如此坦白。

　　进入城市，一些农民工的择偶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少部分打工妹不再安于现状，不再坚守“门当户对”，找个有城市户口、有稳定工作的丈夫已成为她们共同的愿望。“哪怕年龄大些、离过婚也行。”他们的择偶观念中夹杂了很多浮躁的想法，多了一些不理智和功利的色彩。更有甚者，不惜手段、不计后果，成为老板的“二奶”，以换得较好的物质生活。

　　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其一，夫妻长期分居，夫妻感情疏离。由于缺乏交流和沟通，夫妻之间的猜忌增多，夫妻情感矛盾上升。加之夫妻之间最现实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难免一方甚至双方都出轨，也难免会发生情感纠纷。其二，抵挡不住都市情感的诱惑。农民工从信息闭塞的农村来到开放的城市，突然体验到城市里的光怪离陆生活，难免激发起其心底的欲望，爱情观、价值观变得扭曲。其三，农民工的行为往往缺乏理性约束，法制意识不强。他们在内心正常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往往寻找发泄对象，从而使得强奸、嫖娼、抢劫、打架斗殴等刑事、治安案件飙升。

　　对策  解决农民工情感问题刻不容缓

　　农民工夫妻分居、杂居，已成为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难题，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但不利于个人身心健康，而且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也屡见不鲜。尽管目前我市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建造新居民公寓、开展丰富多彩的新居民活动；部分企业也千方百计为农民工考虑，尽量安排夫妻同在一家厂工作、开设夫妻房、实行带薪年休假、探亲假等。

　　众多企业中，高桥镇骑塘丝厂的老板吕自立为解决企业员工的情感问题可谓竭尽全力。骑塘丝厂的员工绝大多数是年轻女孩子，而且均来自安徽省。当地有个习惯，就是女孩子都要回老家结婚，而且结婚后不再出门。为了解决员工婚姻问题，同时保证用工稳定，吕自立将分厂开到了安徽，让年轻女孩子在桐乡打工，一旦结婚后就到坐落在安徽的分厂继续上班，此举受到了员工的好评。

　　如此真心诚意地为员工着想，才能够获得员工的尊重。然而，这样的做法多集中在正规的大中型企业，而数量众多的小企业却因企业规模、企业实力等因素而无法做到，所以大多数农民工的情感问题将成为长期存在的难题。

　　在外打工的农民工长期不回家，主要有两怕，一是怕自己离开后丢掉辛辛苦苦找到的工作，被其他人取而代之；二是怕来回费用高，打工挣下的钱因回家一趟所剩无几。对此，相关人士指出，政府职能部门要教育、引导、督促用工单位，使其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充分尊重农民工，根据个人需要，给其一定休假时间，让其回家探亲，并根据实际情况，在休假探亲期间给予农民工一定的生活、交通补贴，保留其工作岗位，使他们探亲能安心、放心。要为农民工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例如，妻子或丈夫到对方打工地探亲，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及街道社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农民工介绍或提供廉价的出租房屋，让他们能够在打工地建立一个临时的“家”。同时，要督促用工单位会同文化部门及街道社区为农民工提供健康、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努力改变他们业余生活枯燥乏味的现状，从而缓解其精神和生理需求方面的压力。

　　除此之外，农民工也应积极自行调节。最好的办法是夫妻共同外出打工。如今，也有许多农民工夫妇在桐乡买起了房子，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为此，打工者思想认识上应有三个转变：一是变单纯的打工挣钱为积极的寻找工作机会，打工不仅仅是为了钱，不仅仅是一种被雇佣关系，而是一种正常的就业，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二是变消极的被选择为主动的适应与求发展，打工要同自己的兴趣、特长、志向相结合，即使一时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也要时刻寻求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三是变被迫外出为主动迁徙，打工并非是背井离乡，而是在新的地域开始新的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