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耕襄、陈慕天、詹醒民、沈宝瑜……在桐乡的历史上，先后有47位革命烈士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安宁而流血牺牲。他们无论是在烽烟弥漫的岁月，还是在解放后的和平年代，始终有为真理洒热血的崇高追求，以及为革命抛头颅的英雄气概。

　　这是血与火、泪与痛的情节，这是令人自豪的反击和胜利，多一次探寻，便多一份沉甸甸的民族感情。如何忘却？不可忘却 ！今时今日，我们仍在怀念，仍在用先烈的精神激励自己前行。

　　“我愿有意识地死，不愿无意识地生”

　　去年清明节，池杭老人被邀请到桐乡革命烈士纪念馆宣讲先烈事迹。那天，纪念馆里新开辟了烈士纪念室，其中就陈列有池杭哥哥池耕襄的相关物件。近日，再次谈起这件事，池杭依然唏嘘不已：“其实真正的遗物并没有什么，哥哥基本上在外面，我对他的最初了解仅是姑妈描述的几个场景。后来我才从史料上知道了详细经过，那时我就决定要做哥哥事迹的宣讲人，把他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我们虽不该崇拜死的伟大，但也不以死为悲哀，我愿有意识地死，不愿无意识地生。”池杭深情地念出哥哥池耕襄用来表明自己心志的一句话。他告诉记者， 1927年12月，我党一个秘密联络点遭国民党武装侦察队破坏时，他哥哥不幸被捕。就是在受尽酷刑之后，他哥哥强忍伤痛，在狱中给朋友李恺良的信中写下这句话。

　　后来，这句话就成了池耕襄革命生涯最生动的写照。在池杭低沉的叙述声中，历史的一幕幕再次缓缓拉开。

　　池耕襄，又名池楷，1905年出生于崇德县石湾镇下塘。他自幼性格刚强，勤奋好学，对社会不公深鸣不平。1926年，北伐革命和工农运动蓬勃兴起，一腔热血的池耕襄再也无法静坐在书桌边读书了，他决心走出学校，投身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去。那年秋天他加入国民党，同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

　　随后，池耕襄回到家乡开展革命运动。他在石湾组建了中共石湾党组织，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发展国民党（左派）党员，把一批爱国的、志同道合的、有理想的青年团结在自己周围。很快，经过筹备，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左派）崇德县第二区党部宣告成立，由池耕襄任常务委员。这个党部的革命活动发展到镇郊颜井桥、墅王庙等地。

　　1927年2月，军阀孙传芳退出浙境，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池耕襄等人终于决定公开活动。他们占据了下塘南路耶稣教堂，将“基督教堂”四字用纸糊盖，上书“以党治国”，挂上了国民党崇德县第二区党部的牌子。那时，石湾镇处于崇德、桐乡两县交界处，桐乡县属的一些商界代表，眼看着镇上形势将被池耕襄等人所左右，于己不利，便火急火燎地组成了国民党（右派）桐乡县第四区党部，大唱对台戏。面对如此形势，以池耕襄为代表的第二区党部并不畏惧，反而高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收回关税”等革命口号，并一举告发土豪、石湾镇商会会长杨梦江欺压民众的劣迹，成功打压了第四区党部的反革命气焰。他们还在附近农场建立农会，引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嘹亮歌声，响遍了石湾附近乡镇。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吓得十多名土豪劣绅逃离家乡。

　　此后，池耕襄的革命活动更加受到民众的拥护和欢迎。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使浙江全省很快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池耕襄等人的名字出现在省党部的通缉令上。侥幸逃过第一次搜捕后，池耕襄自觉已难在石湾立足，便重新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身处繁忙、紧张的革命工作中，池耕襄时常顾不得自身的安全。

　　1927年11月，池耕襄等人紧锣密鼓地计划西兴农民暴动，希望促成杭城四郊大起义。这一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他们狗急跳墙，更加疯狂地对共产党员进行搜捕和镇压。

　　这一年的12月10日，池耕襄不幸被捕。隔月，他被秘密处死于杭州陆军监狱刑场。当天，陆军监狱刑场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池耕襄等7人虽然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仍然昂首挺胸地走上刑场，在一片“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罪恶的子弹穿透了烈士们的胸膛。那年，池耕襄年仅23岁。

　　智勇双全的游击队员

　　“这位烈士的机智勇敢是出了名的，我时常给前来参观的学生们讲他的故事，学生们很爱听。”近日，在工作人员邱玉良的带领下，记者在桐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纪念室里见到了烈士陈慕天的遗像，那还是一张特别年轻的脸，可在那个时代，这名小伙子
却已挑起了革命的“大梁”，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23年出生于桐乡县濮院镇的陈慕天，小时候家境贫寒，13岁时小学还未毕业，就去吴兴县善琏镇一家绸布店当学徒。1938年秋，他到乌镇抗日游击队朱希、汪鹤松部队参军。

　　频繁的战斗生活，不久就让陈慕天成为了一个智勇双全的游击队员。有一次，部队闻警需快速转移，领导命令陈慕天负责把军需物资运到安全地方。接受命令后，陈慕天通过驻地抗日群众组织，搞来了几艘轮船和拖驳。装好物资后，将其伪装成一般的民船，自己也化装成商人，机智灵活地将船押运到安全的地方，受到了游击队领导的夸奖。1939年秋，陈慕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底，朱希、汪鹤松部队被国民党苏南行暑改编，共产党人在该部队已无法立足。经中共浙西特委安排，陈慕天于1940年1月奉命离开部队，返回被敌占领的家乡濮院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当时，日伪为扑灭濮院镇的革命星星之火，指使大小汉奸逮捕、捆打、敲诈抗日群众。194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陈慕天率领了一支由近十名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的武装小分队，由濮院镇郊出发，向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主要障碍、汉奸高善富老巢南石桥进军。到达高家门口后，陈慕天想办法叫开门后直冲了进去，把高善富从床底下拖出来。当天夜里，在离村半里路的一口池塘边，他和队友们处决了高善富及其手下两个爪牙。

　　这年初冬的一天晚上，在濮院镇蔡安浜村，陈慕天又带领15名党员和基本群众，将泅逃的汉奸祝阿妹击毙在河里。这一系列行动，打击了濮院地区敌伪气焰，使濮院地区抗日之火越燃越旺。

　　后因身份暴露，陈慕天撤离濮院，转入苏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任连政治指导员。当时，陈慕天所在的新四军六师打了几个大胜仗，部队发展迅速，兵员需要量很大。陈慕天深感扩军工作的重要性，他在战斗间隙，写了一封信给濮院的哥哥陈慕凡，信中说：“我店近来生意兴隆，经营得法，新店林立，需要增员，从速送来。”陈慕凡接信后，明白陈慕天信上意思是要其在家乡动员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经陈慕凡多方联络发动，一批党员青年，于同年秘密奔赴茅山地区参加新四军。

　　1943年2月1日，陈慕天所在连队在向竹篑桥进军时，途中与大批日伪军遭遇。陈慕天为掩护部队撤离，殿后狙击。激烈的战斗中，他先后击毙多名敌人，最后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吾死不足惜，恨未见解放”

　　“奶奶，这是谁啊？”

　　“这是詹玉文，他的哥哥是詹醒民，有名的革命烈士。”

　　时至今日，64岁的马超人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拿着照片询问奶奶的场景。而马超人奶奶嘴里说的詹醒民，以前就住在马超人家隔壁。马超人的妈妈和詹醒民的妹妹是闺中好友，因此曾有一张合影。

　　正是这些关联，让从小就崇拜革命英雄的马超人对烈士詹醒民多了一份认识。

　　詹醒民出生在桐乡县屠甸镇枫桥东面的一家杂货店楼上。他的父亲愤恨满清王朝的腐败落后，给长子取名醒民，意为唤醒国民。詹醒民日渐长大，不但读书用功，而且有强烈的正义感。很小的时候，他就敢呵斥地主恶少，告发无良警察。1925年，经历五卅运动的洗礼后，詹醒民毅然踏上革命之路。

　　这些事是马超人很早就知道的。特别是詹醒民牺牲后，街坊们时常坐在一起进行缅怀。大伙说：“詹醒民，别看他瘦瘦小小，革命意志是很坚定的，在屠甸也做了不少好事。”比如1927年2月的一个下午，北洋军一批溃兵约四五十人，曾窜入屠甸镇骚扰。他们在镇上一些大户人家门上画圈做记号，准备抢劫，并向镇商会勒索巨款。詹醒民为保护百姓财产，决心歼敌，他一方面布置商会会长设法稳住败兵，另一方面乘夜前往硖石请北伐军。最后，在当地人民配合下，战斗不到半小时就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场战斗当时被称为屠甸寺战斗，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此后国民党在屠甸公开活动，桐乡局势日趋恶化。同年9月，詹醒民冲破白色恐怖笼罩，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屠甸。白天藏在沈家阁楼上，晚上走访大革命时的积极分子，顺利建立了中共屠甸支部。

　　第二年，永康暴动发生。詹醒民又化名刘季云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参与暴动。战斗打响后，詹醒民亲自率领一个中队，攻打当地最凶恶的卢氏三兄弟。在他的指挥下，１００余农民直扑卢氏三兄弟老巢祠堂头村，经过激烈的枪战，农民军攻进了卢家大院，活捉了卢德勋兄弟三人。这一大暴动，震惊了敌人。詹醒民在敌军密探的搜捕下，在永康的高山、深沟、草棚、山洞一连奔走了十多个日日夜夜。虽然暴动最后宣告失败，但詹醒民的革命意志并没丝毫动摇，他的声望进一步提升。

　　然而不幸的是，在1929年的4月，詹醒民落入敌人手中。面对着“老虎凳”、压杠子、拔指甲、烙铁等酷刑，詹醒民虽然遍体鳞伤，却未吐露一句真情。临行前，法官装模作样地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詹醒民一言不发，上前两步，抓起案桌上的毛笔，写下豪壮的诗句：

　　吾死不足惜，恨未见解放。

　　革命千秋业，壮志寄后人。

　　然后，英勇就义。

　　如此革命豪情，让马超人至今动容不已。2007年屠甸镇小百年庆，由马超人执笔将詹醒民作为重点事迹介绍写入校庆册。

　　革命中的生死绝恋

　　这是一个现实版《红色生死恋》的故事，89岁的常熟老太太马文华仍在日夜思念已经牺牲的革命男友沈宝瑜。近年来，她更是数次表示希望亲自到桐乡烈士陵园凭吊。亲朋好友担心她年事已高不宜触景伤情，只好屡屡善意劝阻。

　　“他们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但我们家和他们家却因此做了几十年的‘亲家’。”

 
　　9月14日，一个安静的午后，沈宝瑜的弟媳妇陈兴蓂娓娓讲述了这些史料中尚未提及的细节。

　　说起沈宝瑜，很多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他出生于濮院一个商人家庭，年仅21岁，就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掩护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的东大门上海岌岌可危，浙江嘉兴、濮院等地很快就有沦陷的可能。为了不做太阳旗下的亡国奴，年仅14岁的沈宝瑜随亲友到香港，在工厂当学徒，于罢工斗争中入了党。1939年夏秋之际，工厂关闭，沈宝瑜失业滞留在港，生活非常艰苦，即使这样他的革命志向也未受到丝毫动摇。第二年春，他便和其他几个年轻共产党员主动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到抗日前线参加战斗。

　　根据香港地下党的安排，沈宝瑜经上海到达江苏省常熟县。就在那里，他与马文华相识，继而在革命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41年，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深入各乡镇，对汪伪政权是一个严重威胁。于是，日伪军在常熟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沈宝瑜便在一次“清乡”中不幸被捕，随后关入苏州“感化院”。

　　而这一别，竟然成为永别。

　　由于逼供不成，沈宝瑜又被送到浦口火车站接受残忍的强迫劳役。在接下去的一个月中，一同的500多名“囚犯”被折磨致死的竟达200余人。即使是活着的也面无血色，骨瘦如柴，挣扎在死亡线上。沈宝瑜响应地下党号召冒死出逃，返回濮院家中已是体弱力竭。直到1942年8月，他才恢复健康重返上海寻找党组织，再由组织安排去江苏海门县。

　　到海门后，沈宝瑜想方设法打听马文华的下落，马文华也知道了沈宝瑜到了海门在找自己。但当时，马文华既不能和他见面，也不能告诉他住址，只能托人带口信，将来在上海联络站见面。可是，等马文华到海门时，沈宝瑜已在1944年冬在海门江通区敌我交界处与日寇交战时牺牲了。

　　得到这一噩耗，马文华强忍悲痛向沈宝瑜家中发去电报。直到这时，沈宝瑜的父亲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牺牲。

　　“等到解放后，文华姐还特地来看我们。”陈兴蓂说，接下去的几十年里，不是自己去常熟看马文华，就是老伴替她去看望，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很亲密的联系。后来虽然马文华与另一位革命同志结了婚，但她与沈宝瑜的这段感情同样得到了对方的敬重。

　　面对这样一段可歌可泣的恋情，陈兴蓂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任何劝慰，对于一个怀着深切战友感情的人来说都是徒劳的。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呢？她的眼睛近于失明，不能亲自来凭吊。我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日，到烈士陵园，在宝瑜哥的遗像前，代她献上一束鲜花，以表示她的哀思与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