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悟：隐入南湖烟雨的“一大”卫士

       1921年8月2日上午，南湖水面跟往常一样平静，人们三五成群地在湖边游玩。谁也没有注意到，此时，有一群游客正匆匆登上一艘画舫，向湖中心划去。

       数分钟后，这艘画舫的舱内，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指点江山，孕育着一个国家的梦想；舱外，一名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坐在船头，眼睛警惕地盯着南来北往的船只，一有情况就轻叩舱门。

       在后来的多数史料中，这名女子都是被隐去的那一笔。然而她却是“一大”选址和改址的幕后功臣——80多年前，她曾以她柔弱的双肩挑起中共“一大”安全保卫与后勤服务的重担，并凭着细密的心思与灵敏的警觉，出色完成了任务。

       她叫王会悟，是从南湖边走出的女子。当初，正是缘于她的一个建议，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才来到嘉兴南湖举行，从此一座城市的年鉴里有了最光辉的一页。

       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掀起高潮又功败垂成，这一年，王会悟呱呱坠地于乌镇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王彦臣为人耿直严谨，是晚清的一名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6岁起就随父就读，在她的同窗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大文豪的沈雁冰（茅盾），而按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家教良好，衣食无虞，在乌镇润润水汽书香氤氲中，王会悟度过了白衣胜雪芳草萋萋的少年时光。然而仿佛只是转过脸去看廊下细细水滴的时间，这美好光阴却已飞逝远去。13岁那年，父亲突然辞世，这个冰冷的事实让王会悟痛不欲生，而家境一下限入窘境，于是，她含泪接替了父亲的工作，义不容辞地分担母亲的重担。 

       由于自觉资历尚浅，16岁那年，她到嘉兴女子师范预科苦读一年，后再回乡教学，她把学校里接受的新思想新知识都传授给了学生，开设了国文、算术等课程，又极力宣传妇女解放的新观念，如反对童养媳、鼓励女孩剪辫放足等，这些都赢得了进步人士的拥护，学生增至上百人时，王会悟将私塾办成了桐乡第一所女子小学。然而，她的思想言行也遭到了一些守旧乡绅的反对，但这些却更增强了她对妇女解放的追求。于是1916年，她又考入湖州教会学校——湘郡女校，再次深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的某个清晨，水雾似白纱轻笼，小巷深处走来一位拎着箱子的青年女子，她要离开这里，只身前往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上海。 

       她又想起了陈独秀先生给她的那封回信。 

       在湘郡女校求学时，她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思想、新文化，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成了她最喜欢的杂志，其对恢复妇女“独立自主之人格”的主张常常让她心潮澎湃。她抑制不住激动，拿出笔来，给陈独秀、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精英写信，赞成采用白话文，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未曾想，陈独秀先生在百忙中给她回了信，夸奖她“胆子大”，勉励她“多读点书”，并欣喜地表示“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 

       1919年，这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到了上海后，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而不久后，她又在这里邂逅了她的人生伴侣。 

       “五四”期间，青年运动风起云涌，各地青年广泛交流。当时，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交流思想，与“女联”经常来往，也与王会悟在工作中相识。 

       一个才华横溢、高瞻远瞩，一个峨眉宛转、胸有文墨，在接触中，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知识，让王会悟敬佩不已。王会悟新女性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让李达逐渐倾心。 

       1920年下半年，两人喜结连理，并在陈独秀寓所举办了婚礼。他们没有大操大办，只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朋友。 

       婚后，李达经常写文章针砭时弊，为抢时间，字迹往往比较潦草，王会悟就总帮他抄清。而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也会带上简单的食物，来到黄浦江边，遥望滔滔江水和江面上来往的船只，李达就会向王会悟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 

       有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现代中国首要的事情，是要组织共产党，这样才能真正搞起革命来。”这句话，让王会悟记住了大半辈子。李达还说，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政党，一个坚强的组织，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要开始了。 

       新女性上海结缘 

       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董必武，后来曾题诗“群英结党救中华，脱颖人来换彩霞，星火燎原谁料得？卅年成就浩无涯。”这首诗，正是对中共“一大”的生动描画。 

       1921年，李达承担了“一大”的大量具体筹备工作，他把安排各地代表来沪食宿、选择开会地点、安全警戒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代表们的住宿地和会址的安全，是摆在王会悟面前的一道大难题。几经考虑和实地查看，最后她将住宿地定在了位于法租界的博文女校，并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借了三间教室。 

       会址的确定则更让王会悟动了不少脑筋，权衡再三，她才选定在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一大”代表李汉俊所寄居的胞兄李书城的家里。她的理由是，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刚买下法租界望志路上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环境僻静，行动方便，又恰逢李书城携家眷去外地，房子空着，加之有李书城的“大官”身份作掩护，这里用来开会是再好不过的了。 

       7月23日夜晚，望志路上的一幢老式石库门小楼前，随着黄铜门环轻声叩响，那扇黑漆大门悄然打开，一位“女仆”模样的清秀女子探身而出。这位“女仆”就是为这次庄严聚会整日忙碌的王会悟，她颔首迎接一位位陆续而至的客人。 

       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然而至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入，滴溜溜转的眼睛朝屋里环视了一周后，谎称找错地方退出门外。高度警敏的王会悟立即报告了这一可疑情况。正在发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一听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并用手击桌：“赶快中断会议，撤离！” 

       事实证明，王会悟的这次报警十分及时。那个神秘男子正是受雇于法国巡捕房的侦探，仅过十多分钟，法国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房子。代表们则因为及时疏散，未受到任何损失。 

       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怎么继续下去呢？王会悟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嘉兴。她向代表们提议：“到我的家乡嘉兴去开会怎么样？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船可以租。那里环境清幽，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当天可来回。在那里以游湖作掩护，既安全又方便。”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也不错，他表示：“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董必武、何叔衡等代表都赞成王会悟的意见，“一大”转移会址就这样定了下来。 

       群英结党救中华 

       革命声传画舫中 

       王会悟随即受命了解上海到嘉兴的火车班次，又先行赶往嘉兴安排一切。她先到南湖边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两间客房，作为落脚地方，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酒菜3元，连小费共花8元。安排完这些，王会悟便到车站迎接代表们的到来。 

       1921年8月2日，一行人在王会悟带领下，先乘摆渡船到湖心岛，登上南湖名胜烟雨楼，似在观赏风光实则观察周围环境，然后才登上了事先租定的画舫式游船。 

       为安全保密起见，王会悟特地让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她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自己则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 

       下午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汽艇，机警的王会悟忙发暗号，船内立即响起一片麻将声。王会悟则乘拖梢船上湖心岛打听，得知是一富户人家的私人游艇游湖兜风，大家虚惊一场之后，会议又照常进行。 

       按照事先确定的“以一日之长开完大会”要求，会议从中午11点左右开始到傍晚结束，在南湖的红船上，完成“一大”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 

       作为中共“一大”的选址和改址人，王会悟后来在《“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一文中仅以清水一掬的笔调谈到了自己：“‘一大’会议在上海开了两天，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开会时非代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前舱放哨。” 

       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一大”后的王会悟，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中国革命，争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1921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妇女声》半月刊，这是共产党最早的妇女刊物，王会悟就是这家刊物的主要负责人。 

       为了启迪妇女自我解放意识，王会悟倾力办好这本小刊，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她除了负责组稿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稿件，连续发表了《本年世界妇女运动概况》、《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当时，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对办好这一刊物十分关心，陈独秀、李达等都为该刊写过稿，李达更是经常过问《妇女声》的编辑发行情况，一有空就帮助审稿子，校清样。 

       1922年初，王会悟又协助李达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该校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多由李达筹划，编班、聘请教员等大量教务及行政管理工作则主要由王会悟协助办理。全校招收二三十名学生，按不同的文化程度编成高级、初级两个班。 

       1922年冬，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随之同行。平民女校虽然仅存一年，但却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