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不该被淡忘的革命先驱

       他的家人是如此有名。哥哥茅盾，著名作家，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妻子张琴秋，红军唯一女将领，共和国第一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对于他，沈泽民，人们似乎一直不曾投以太多目光。

       他和茅盾一样出生于桐乡乌镇观前街一所普通民居，受着差不多的教育，一起激情飞扬地参加“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倡导新文学运动，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新文学作品；他甚至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他多才多艺，精通日英俄多国外语，但为了投身革命，毅然终止学业；他受命奔赴苏区，以一份无私赤诚，实践着革命理想主义，保卫鄂豫皖根据地，重新组建红25军，最终血洒根据地，年仅33岁。

       谁能相信，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鄂豫皖省委书记，因为当时特殊的条件，竟然担于两块门板间被草草掩埋。30年后的1963年4月15日，他的遗骨终于移葬于烈士陵园，董必武亲笔为墓碑题字：“沈泽民同志之墓”。

       他的一生是如此短暂，然而他的人生之路那么闪亮；他的千秋功过，大别山的青山苍天可以作证。

       2007年3月27日，清明节前。湖北省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苏区烈士陵园，沈泽民墓前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子。她眼含热泪，向烈士墓敬献了花环，并将一袋花瓣撒向坟墓，这是她从千里之外的北京特意带来的。此刻，她内心五味杂陈，哀思涌动：“外公啊，我来看您了！”

       她是沈泽民和张琴秋的外孙女刘竞英(玛娅共育两女一子，此为二女儿)。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年仅33岁的鄂豫皖省委书记，长眠于这块红色的土地。

       事隔近30年后，烈士的遗骨才被找到，随后移葬于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苏区烈士陵园。

       1963年4月15日，张琴秋和女儿玛娅从北京赶来出席了沈泽民的遗骨移葬仪式。

       此后，随着张琴秋和玛娅分别于1968年和1976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刘竞英的记忆里，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后辈都不曾来祭扫过外公的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并不了解自己的外公，也不知道他的确切入葬地。

       但这一次，她下定了决心，带着母亲和外婆当年参加外公遗骨移葬仪式的照片，一路寻访而来。

       找到了!终于见到了!

       此时，他们的外公，远离故土，清寂长眠在大别山的怀抱里，已70多载。

       此刻，不知道泽民可曾听见外孙女深情的呼唤。

       五四先锋

       乌镇茅盾故居，也是沈泽民的生身之所。进出这所普通而又特别的民居，鲜见泽民的印迹。茅盾书房内一个书架据说是泽民生前所用，似乎见证着他的好学。故居库房里保存着泽民仅存的其他几件遗物：一方笔洗，几本外文书籍。笔洗的一面写着四个字：清兮浊兮。

       泽民和兄长一样酷爱学习。在茅盾的记忆里，弟弟泽民小学和中学时的成绩也名列前茅。

       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沈泽民，似乎注定了与革命有缘。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淡泊名利，父亲沈永锡更是教导两个儿子“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34岁的沈永锡因病去世前嘱咐妻子一定要让两个儿子走科学救国之路。1916年夏，泽民考取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这里，他认识了张闻天并与他成为好友。在这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越来越感到，科学救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决定弃学从事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泽民很快成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学生领袖。他参与创办《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回故乡乌镇组织桐乡青年社，创办《新乡人》杂志，继续传播新思想，抨击恶势力。在出版《新乡人》期间，他发表了一些小说、译文和科学小品。他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但比胞兄茅盾早8年，因为数量少，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这时，国内青年学生再次掀起“出国热”。鉴于国内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难买到，日文版的却很多，泽民和闻天准备赴日半工半读。可经费不够。泽民向母亲开口求援。开明的母亲拿出原来准备留作泽民结婚用的一千元给了他最有力的支持。1920年7月14日，泽民和闻天东渡日本。在东京，泽民既学习日文，又编译文章，十分勤勉。1921年1月，他俩回到上海。

       同年4月，由兄长茅盾介绍，泽民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国共合作开始后，沈泽民和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多次在南京路一带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他还把自己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作为党的宣传阵地，大量刊登陈独秀、茅盾、向警予等人的重要文章，号召工人、学生、市民投入革命洪流。

       1923年夏，他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建立了南京中共党小组和南京团委会，发展党团员。此间，他与张琴秋相知相恋。1924年11月，两人在上海举行了新式文明婚礼。

       新文学骁将

       青年泽民，有理想有抱负。在上海新文学阵营，活跃着这位海派年轻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与兄长茅盾一起擎起新文学的大旗，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他写新文学论文，写白话小说，写新诗，办报纸。

       曾经，泽民把文学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一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上，他亲笔这样填写：

       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文学研究、介绍西洋文字、制造中国文学。

       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现在此地。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卖文。

       备考：以上所定终身事业，将来说不定有变更。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谈论妇女解放是一个革命性行动，妇女解放，是一个民族开放、解放的标志之一。

       《女子经济独立问题的简要说明》、《妇女真要经济独立须改革经济》、《现在的男女社交为什么这样？》……据不完全统计，仅1921年至1923年，泽民就撰写和翻译了近20篇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他的妇女观，最核心的观点是男女平等，而男女平等对女子来说，主要是恋爱自由和经济独立。

       1924年的春天，中国文化界为迎接世界文坛泰斗泰戈尔的来访，热闹开了。他的访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文化界不少人对泰戈尔思想里的玄学味及冥想观也产生共鸣，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党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表明中共的态度，茅盾、沈泽民兄弟俩率先响应。茅盾写了《对于泰戈尔的希望》和《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分别刊登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沈泽民则写了《泰戈尔与中国青年》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这篇文章系统评析了泰戈尔思想及对泰戈尔思想的认识，告诫中国青年，泰戈尔思想“我们决不可含糊接受，因为他对中国青年思想的前途，是有害无益的”。

       在20年代的新文学运动中，泽民和茅盾等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骁将。泽民翻译了安特列夫、阿采巴希甫、莫泊桑、乔治·桑等一大批外国作家、理论家的作品；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通俗浅白，带有倡导新文学实践的鲜明印记。如他1921年写的《五月》：五月的麦子在垄里黄了/新插的秧针在田里荡漾/天气好/下田忙/雨水不调匀。

       《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是泽民文学观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文章。文中，他用新兴阶级的目光审视新文学，提出新文学的历史使命，“要从社会生活的彻底翻造中把人类——全人类的心灵解放出来，使他们在宇宙中发挥空前的光耀！”

       沈泽民的新文学观具有鲜明的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新文学的维护和推动。

       血洒青山

       30岁出头的沈泽民留着小胡须，戴着八角军帽，穿着红军灰色军服，腰里也系着皮带，腿上打着绑带，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亲切地称他沈胡子。

       1931年5月，沈泽民、张琴秋夫妇化装成一对商人，受命奔赴鄂豫皖苏区。

       此后，沈泽民生命的最后3年多时光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度过。其间经历的腥风血雨、是是非非扑朔迷离。在钟桂松的《沈泽民传》里，我们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我们回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也很难用情景再现的方法寻找历史的绝对真实，何况当年身在其中的沈泽民！许多事都是在经验之后逐步认识的，沈泽民对张国焘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前期在土地改革等问题上，沈泽民也同样犯有“左”倾错误，而张国焘则利用沈泽民“缺乏工作经验”的不足，大肆推行其错误政策，企图成为苏区“创始人”。

       当沈泽民逐渐认清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他对扩大化的“肃反”产生了忧虑和怀疑。一批红军将士，如徐海东将军，在他的保护中逃脱了张国焘的毒手。

       当时，在苏区真正敢于当面批评并与张国焘作斗争的，只有沈泽民一人。1981年，沈泽民的战友郭述申在回忆中证实了这点。

       1932年10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悄然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下子抽空了红军在苏区的主力。当时有人力劝经常吐血的沈泽民也离开苏区，但被他拒绝了：“我的岗位是和红军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

       12月，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25军。沈泽民重用徐海东，任命他为74师师长，随后取得了郭家河等好几个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

       但随后，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指示，根据地发起了七里坪战役，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转移阵地。

       沈泽民开始意识到问题，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围攻七里坪的失败，“是机械的执行了中央军事指令”，是由于“力量相差太远”和“粮食困难”。

       恶劣的环境，让沈泽民心力交瘁，他肺病复发，还染上了疟疾。没有医疗条件，将士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两眼一天天凹陷，脸色一天比一天惨白，最后不得不让战士用担架抬着行军。

       当突围至刘家湾时，沈泽民在紫云寨抱病主持了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上，省委决定派省委委员成仿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揭发张国焘的行径，并要求中央派军事指挥员。会后，沈泽民躺在床上，用颤抖的手，在成仿吾的衬衫上写上“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字样，用俄文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晚上，沈泽民就着一盏樟油灯，忍受着病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给党中央写报告。13000多字，花了他好几个夜晚。写完那天是1933年11月10日。

       痛定思痛，沈泽民对工作中的错误作了真诚而深刻的认识：“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所造成的。读到中央指示信后，更加痛自追悔，我们真成了工农的罪人，但我们并不认为前途没有出路……”痛心疾首的沈泽民自责自己“实在是一个书生”，决心“洗心革面，从新做起”，“今后惟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革命无限忠诚，视红军如生命，又知错即改。

       但上苍再没有给他机会。写完报告后10天，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抱憾离世。因敌情紧急，他被草草掩埋。

       青山垂泪，绿水呜咽。

       1934年4月1日，为了纪念沈泽民，江西瑞金的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

       一晃75年。烈士无言。

       清兮浊兮，青山苍天可以作证；功兮过兮，历史终会拭亮双眼。

       青年泽民好学激进有抱负。

       1963年4月15日，张琴秋（右）和女儿玛娅出席沈泽民遗骨移葬仪式。

       本文参阅资料：钟桂松《沈泽民传》；《南湖魂——嘉兴党史人物传》，茅盾纪念馆和泽民外孙女刘竞英提供图片支持，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