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彭年：半世沧桑 穿行于历史现实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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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他是南大历史系高才生，曾经怀揣梦想，走出校园；50年后，他依靠低保维生，依然怀揣梦想，著书立说。75岁的他，走过一生的坎坷，一世的沧桑，渴望用历史照进现实。于自己，他写出20本书，却没有改善多少生活；于理想，能与钟爱的历史为伴，是他的最大乐趣。
老人住在桐乡城北，小区有些老，老人的房子不大，只有五六十平方，家里很简单，显得有些简陋。自1995年从南开大学退休，他和爱人就住在这里，至今已十多年。
是的，他曾经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工作过8年，1995年，从那里退休，退休时已经是副教授。既然是副教授，为什么没有退休工资，一直依靠低保生活？写书，更多的是为了糊口还是理想？数不清的疑团，虽然如鲠在喉，我还是忍着没在见到这位古稀老人之初就提出来。
老人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常常唇角哆嗦，满头白发，显得有些沧桑，他对人很热情，将我让在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坐下，自己坐在床上。
房间虽然不大，但阳光明媚，和煦的冬日暖阳斜射在一排书架上，那里精心收藏着老人这十多年的心血，他编写、翻译的20本历史著作，排了整整两排，上面用报纸盖得严严实实，没有落一丝灰尘。
明天在哪里？
何时能平反？
曾经，年轻的郑彭年也很骄傲。
明天在哪里？
1933年，郑彭年出生在桐乡，父亲是个茶叶烟草商人，家境不错。1947年，父母到上海做生意，他也跟着去了上海，并且从那里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在此之前，他从没有尝过人生的苦痛。
大三那年，他第一次遭遇坎坷，辛辛苦苦编写了一本《世界史参考图集》，被当时的高教出版社看中，却因为学校的一封信，说他思想落后，而被取消了出版计划。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打击。谁能想到，他坎坷的命运刚刚开始。
1958年7月，他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怀揣着梦想离开了南京，被分配到合肥师范学院。那时的他，一心想做出一些成绩，特别是在美学史和艺术史上有所建树。然而，9月，当他到了学校，心顿时凉了大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学校操场上到处是炼钢的大炉子，烟雾弥漫，每天还要去附近的火车站拉煤。学习，对那时的学生和老师都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学生不学，老师不教，离家千里之遥的郑彭年开始呆不下去了。12月，冲动之下的他私自从系里拿了十几本书，离开了学校。这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刚回到上海，他就被专程从学校里赶来的保安人员抓回了合肥，被判了三年，送到了黄山林茶场劳改。三年之后，劳改释放，正赶上知识青年下乡，他无处可去，只好继续留在那里。这一呆又是16年。这19年，也是他忘记未来、忘记梦想、混日子的19年，他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回想起那段日子，老人并不后悔当年的冲动。事后看来，那段艰苦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毅力。不后悔不代表他不遗憾。深深的遗憾。因为，被浪费的青春永远不再来。说到这里，老人的嘴唇哆嗦着，视线穿过窗户，不知望向何处。
1977年，他终于回家了。
何时能平反？
回家是他离开农场唯一的路。当时虽然开始拨乱反正，但他依然没有平反，依然是劳改释放分子，回到原籍是他唯一的路。桐乡的劳动服务公司给他在工厂里安排了一份临时工，他的生活总算相对安定，随后结了婚。好好过日子，是他那时唯一的想法。
1979年，他进了桐乡一中做代课老师，教日语。他渐渐觉得自己浪费的时间太多，该好好读书了。他报考了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专业研究生，笔试成绩优秀。然而，因为没有平反，他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什么时候才能平反？他心有不甘，可毫无办法。他开始重拾课本。他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写的《中国佛教史》，觉得特别好，就给对方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不久竟然有了回音，对方给他寄了一本《简明中国佛教史》。他边看边练笔翻译。这是他第一次翻译，他手边除了字典，什么资料都没有。当时他住的是一间20多平方的平房，女儿刚出世，但他什么都不管，只管翻译，爱人曾气得把他的字典扔出去，他捡回来继续翻译。有不懂的，他汇总后，寒暑假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晚上住在弟弟家里打地铺，白天带点干粮，泡在图书馆，直到晚上闭馆才出来。再有不明白的他就写信给作者。两年时间后，这本30万字的书被他全部翻译出来。他寄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居然通过了审查。
1984年春天，和新书一起寄来的是近2000元的稿费。捧着新书，他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也很有满足感。正是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缠绕着他，让他继续走下去，直到今天。
至今，这本《简明中国佛教史》还是佛学院本科生的基础教材。
他把翻译好的书寄给日本作者，对方不久给他回了一封信，还寄来一套《中国佛教史》（7册）。他又蠢蠢欲动，花了3年时间翻译了3册之后，找了三四家出版社，却无人问津，大部头的佛教史在当时没有市场。这是一个打击，但不足以打倒他。他转到日本史的研究上。
此间的1985年，他平反了。他很想回到学校，此时合肥师范学院已经合并到安徽师范大学，学校的历史系也同意接收他，但安徽省里的批复却迟迟没有下达。1985年到1987年，他多次往返两地，却始终等不到批复的消息。为此，他丢了桐乡一中代课老师的职位，转进一家校办工厂做零工。
至今，他依然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批复。但无疑，这严重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至今依然认为，他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以致到今天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根子都在这个老底没有解决。说起这个事情，笃信宗教的他，有些情绪激动，愤愤不平。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对郑彭年来说，这扇门就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那段日子如鱼得水
1987年春天，等待批复未果的他接到了南开大学著名日本史专家吴廷谬的邀请，邀请他参加《日本史》的编写。
为什么南开大学会给他寄来邀请？转到日本史研究上之后，他写出了论文《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经过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的推荐，他把论文寄给了吴廷谬。这成了郑彭年学术研究的敲门砖。吴廷谬看后很是感慨，“如此人才留在工厂里岂非可惜。”
1987年春，54岁的郑彭年来到南开。之后的8年，他都呆在这里。这8年，他觉得日子很轻松。学校给一家三口安排了住处，爱人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他没有后顾之忧，每天就是泡图书馆，参与编写《日本史》。他正式迈进历史学术研究的领域，不可自拔。后来他形容那段时间，“如鱼得水”。
《日本近代文化研究》、《日本史》、《吴廷谬史学论集》，在这8年里，他主要参与了这三本书的编写或编辑。谈及这段经历，郑彭年说，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8年，他学会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并且收集到大批的资料，以后十多年著书立说的资料，大部分都是这8年里积累的。
1995年，离开南开，他开始了民间历史研究者的生涯，多少带着些无奈和被迫。
创作黄金期戛然而止
1995年，62岁的郑彭年已经是副教授，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年逾花甲的他带着家人离开了南开。但由于他仅仅是聘用，每年只有两个月的退休工资，而爱人在图书馆也只是零时工，离开南开以后并无退休工资。一家三口回到桐乡之后，住在老房子拆迁所得的这套60多平方的房子里。
怎么生活？他已经62岁了，体力活肯定干不了，翻译、编写历史著作，挣稿费是他唯一的选择，也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1995年，他的译作《妈祖信仰研究》出版，得到1万元稿费，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此后，他先后完成了《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和《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的编写。之后，他任杭大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历史书：《鸦片风云》（复旦大学出版社）、《甲申甲午风云》（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放的莲花——澳门开埠450年》（新华出版社）、《勿忘国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甲午悲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的书摆脱了教科书的形式，有故事有情节，可读性强，不少都成了权威读本。
1995年至2001年，这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然而，他却不大愿意说起那段日子，他说，那些都过去了。倒是他的爱人多有体会。“每天他都躲在小书房里写书，根本不计时间，我不知道他几点睡，也不知道他几点起，他什么都不管，我和女儿在外面吵架他也听不到。”那根本不算是书房，只是个四五平方米的储物间，有一扇朝北的窗户，他在那里放了一张小书桌，一个小书架，一盏台灯。夏天一台小风扇，他从未感觉到热；冬天也不觉得冷，唯一的感觉是手上的冻疮，每年冬天两只手肿得像馒头，稍微暖和一点，奇痒无比。
怎么查资料？这是他写书最大的难点。大部分资料是南开大学的笔记和卡片，他说起来轻描淡写，那些东西，可以用在这里，也可以用在那里，融会贯通之后，就都是你的。但资料总有用完的时候，“我当杭大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有杭大图书馆的借书卡，每两个月我就去图书馆借一二十本书，回来慢慢看。”临时需要查阅的时候，他就汇总了，去街上打印的地方，花钱让那里的工作人员帮着在网上查，再打印出来。就这样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进行着艰难的创作。
迄今他编写、翻译了20部历史研究著作，其中大部分是这6年完成的，约700万字。这700万字手稿，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因为他不会用电脑，全凭手写，仅以起草、初稿两稿计算，就是1400万字。以他花甲高龄，其间，艰辛谁能想象。老人说着这些，表情自豪而感伤，他摸着书架上的书，动作温柔而兴奋，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有多少人一辈子能写20本书，这就是我最大的乐趣，为了这些成就感，也不觉得苦。”
2001年，他的创作黄金期因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戛然停止，他病了。脑血栓引起中风，几乎瘫痪。迫于经济压力，他没舍得住院，每天老伴陪着他坐三轮车去医院挂盐水。他根本上不了楼，老伴又背不动他，只能在楼下车库里搭了个床，住在那里，挂了一百多天的盐水，挂得双手血管脆弱不堪。当时，《孙中山和宋庆龄》正是收尾阶段，每天，他觉得好点，就抓紧写点，通常刚写几笔，血压就升上去了。
我不再写了，写出来都是麻烦。
我不再写了
2001年之后，他休息了整整5年。在这5年里，他生病前写的《西风东渐——中日崛起的历史考察》、《西风东渐——中国改革开放史》和《日本崛起的历史考察》陆续出版。
去年春节，感觉身体恢复得还不错的他，正好手边有早已收集好的资料，他开始着手写作《独步天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前一校已经结束，明年初可能出版。
写了这么多书，怎么会依靠低保生活呢？卡在喉咙里很久的问题终于还是问了出来。老人的眼神黯淡了下去。
他给我们算了笔账。由于没有固定工作，没有退休工资，他和老伴全靠写书维生。早些年，平均每本书他大概能拿1万多元的稿费，一年能写一本半左右。1万多元的年收入，对一个家庭来说生活十分拮据。他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出书不是那么省心了。出书前，要先交两三万元钱的费用，书出来以后，有不少出版社并不直接付稿费，而是给你书。对他来说，他没有钱付那两三万元的费用，全靠着老同学或者一些企业老板赞助，而书出来以后，要卖书，他又得自己去寻找买家，这些都要他自己去跑，“老了，没那么多精力，再说，我身体也不好。现在，搞民间学术研究太难了。”
“这是最后一本书了，以后不写了。没有资料了，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大灵活，没有精力去收集资料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再说，写出来都是麻烦。”老人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重复着，“不写了，身体不允许。”
他血压高，身体不稳定。我们第二次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前一晚血压突然升高，在医院住了一晚。此刻他显得更加苍老。
“每月还有300多元的低保收入，300元完全够吃饭了，我年龄都这么大了，日子怎么过不是过？”“至少我们还有房子。比起很多没有房子住的人我们好多了。我们的日子一点都不苦。”老伴在旁边接过话茬，她爽朗地笑着，平淡而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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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嘉兴日报
作者：
记者 陈 苏 摄影 袁培德
编辑：
沈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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