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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为筠:想写出知识分子心中深深文化眷恋

      编辑人语:以前,经常有人和我们这代人说,现在“90后”都已经出来“闯江湖”,我不以为然。后来,见了“90后”写的书,从此不敢小觑他们。

      年中,听说李少红找了“80后”来改编《红楼梦》,各路专家纷纷“杀过来”,那个口水啊。我们的前辈和权威总觉得“80后”的小辈怎么懂得弄这些经典呢。他们也不想一想,曹禺写《日出》、《雷雨》的时候几岁?不也是20多岁么。况且一些人口中“垮掉的一代”的“80后”,也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开始开花结果。只能送专家们一句话:权威保重,“80后”已出动。

      所有的梦想都开花,这是这代人追寻的人生态度。周为筠应该算是“80后”中一个出色的代表。

      1981年出生的周为筠是嘉兴桐乡人。他最近出版了新书《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书的扉页上有关他的介绍写着: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出版策划人,独立撰稿人,四顶不大不小的帽子。有个段子,周为筠出书时,责任编辑非要让他把简介中的出生年月删去,怕读者不敢相信。

      还要补充的是,周为筠曾任《社会观察》、《先锋中国评论》等多家报纸杂志的主笔;曾在《南方都市报》、《竞报》等报纸上开设专栏,而且还在《新闻战线》等期刊上发表论文30多篇。他目前的职业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小伙子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用鲜活的文字记述时代变迁。因为是嘉兴后生出了新书,所以本期《悦读》,我们专门采访了他。


      文化没有两岸  

      记者:写1949年去台湾的国学大师,这个角度还是挺新鲜的。

      周为筠(以下简称“周”):从自己读书写作来看,最初我感兴趣的就是民国这块,后来发现了民国热后的一大空白点,就是1949年被蒋介石带走的一批人,至今未见有人全面挖掘。书里,我选取了9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胡适、傅斯年、林雨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陈鼓应、南怀瑾,只想拂去历史的偏见和误读,呈现出这些去台湾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别样人生。

      这些人生活横跨了两个时代,撤退到台湾偏居一隅。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心中的光荣与梦想落花流水,却仍然坚守着文化的阵地,一生为民族文脉的传承续写春秋。其中有些人名满海外,却鲜为大陆读者所知。而写这些人物的传记又恰巧契合了当今国学热。  

      记者:很多人说,中国文化保存最好的还得属台湾和香港,特别是台湾。我个人接触的台湾的电影和民谣,很多都充满了东方的韵味,这和1949年去台湾的那些知识分子有渊源么?

      周: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现代普通的台湾民众,在人文素养方面,明显高于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要得益于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期间对国学教育的高度重视。1967年7月,蒋介石鉴于大陆发起“文革”等缘故,他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文化复兴。他给各个学校的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他这一做法虽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但无论如何在复兴国学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这也为几代台湾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

      台湾国学得以传承不仅仅因为政治的提倡,这些在孤岛“为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们”功不可没,他们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在孤岛上保住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带出一批批国学的衣钵传人。在现代的学术界,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人成为大陆学者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和难以绕过的桥梁。

      在台湾,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以及其他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演绎出《薪传》、《水月》这样现代和古典的完美结合;才孕育出李安这样的艺术大师,拍摄出《卧虎藏龙》、《色,戒》这样意蕴悠长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等著名词曲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艳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他们在国学上的传承,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毕竟文化没有两岸。  

      历史热是一种古即有之的传统延续  

      记者:你学历史出身,平时涉猎的书是不是以历史为主?这本书,你写了多久?

      周:我本科学历史,但那时历史远远没现在这么热,进历史系也是阴差阳错。那时在大学最被人看不起的是历史系,听说你是历史系的,女孩子都不敢和你谈恋爱,因为知道你毕业后肯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盗墓要么去修古书。我最初对文学的兴趣最大,后来读研选的也是文学。但有时人生就如此开玩笑,没想到逐渐自己又回到了老本行,好在文史不分家。

      说来惭愧,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快,大致只有半年多时间,真是“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记者:现在读史热,市面上历史类的书一本接着一本,不少卖得很畅销。你正职是做出版的,对历史畅销书一定也会关注吧。

      周:时下历史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热,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热与政论热,现在独领风骚的却是历史热。

      易中天、于丹的书我没怎么读过,但黄仁宇和唐德刚著作我大都读过,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而因为做出版,像当年明月、十年砍柴这些作者我也认识,他们的作品我大致浏览过,觉得通俗有趣是他们作品的最大诱惑力。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这么辉煌与漫长。老百姓对历史向来就兴趣浓厚,村夫野老茶余饭后都喜欢谈古论今。陆游有首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说蔡中郎。”到了南宋还“满街争说”人称蔡中郎的东汉才子蔡邕,可见稗官野史的民间生命力。老百姓是看惯了正史,想听听戏说;读多了野史,想读笔记。眼下的历史热可见是一种古即有之的传统延续。  

      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

      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记者:国学热,大师冷,连季羡林也请辞国学大师。国学大师越来越成为媚俗称呼,不过,我们心目中还是有对“国学大师”的标准。

      周:很多大师都是自己封的,人们却对他不以为然。相反,季羡林在社会各界冠以“国学大师”称号后,心生愧怍,主动辞却了这一称号,被传为美谈。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国学大师”?大师在我国古代是一种官名,西周时是三公之一,负责答天子的问题。在以后的朝代,则是乐官之长。在近代,“大师”则被引申为对专家、学者的尊称。

      现代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自己关起门来研究传统文化是不行的。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其实往往是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者的总称,他们不同于乾嘉时期重考据的学者那样不知西学,他们往往中西兼通,站在时代的巅峰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而且还得道德高尚,行为世范。我在书中把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统一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想必读者总会以各种理由质疑,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去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记者:现在还有这样的大师么?

      周:我们大陆经过“文革”,许多原本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学人的学术生命提前结束了,国学的传承出现了断裂。这很让人感叹。像钱穆、方东美等,当年去台湾的这些学者,由于之前两岸关系的原因,很多不被大陆人知晓,这也正常。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但最宝贵的是,他们带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风云飘摇之际,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上,让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我曾梦想给王国维写传记  

      记者:嘉兴历史上也出过不少国学大师,比如王国维,作为本地人,你个人对嘉兴籍的文人,了解多么?

      周:嘉兴是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不用说吕留良、朱彝尊、钱载等一批明末清初的大家,单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者。嘉兴也出现了一些学术世家,比如闻名海内外的海宁查家,比如平湖李叔同,嘉兴唐兰、沈曾植等。而王国维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大家公认的大师级的人物。近代嘉兴籍文人整理国故也好,批判传统也罢,他们都曾叱咤风云。  

      记者:这些人的作品,你看过么?有没有想过为他们写点什么?

      周:我中学时候就曾梦想给王国维写传记,那时是站在桐乡县城新华书店看书,每次看完这些文人种种,总有种让人荡气回肠的创作冲动,经常想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居然生长出那么多奇人异士,真让人莫名地感动。  

      记者:那现在呢,还没写吧,还准备写么?

      周:现在发现自己的学养很难诠释这些复杂而高深的大家,比如我写这本书,其实只是一个普及的人物传记,没有过多纠缠于这些人物的学术和思想,没有写成枯燥的学术考证,而是选取了他们在1949年后的几个生活片段,透过对各自不同人生的叙述,想写出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深深的文化眷恋,把他们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来源: 嘉兴日报 作者: 记者 许金艳 编辑: 沈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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