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撤县设市15周年特稿]

他把生命中最好年华留在桐乡

——专访桐乡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方士荣

　　他在桐乡工作生活了整整十年，对桐乡，他有着言语难及的深厚感情。离开桐乡14年，但他仍旧最关注桐乡的发展。他说，看到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桐乡”两字，他都会心中一热，因为，从38岁到48岁，他把生命中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桐乡。他，就是桐乡首任市委书记——方士荣。

 
　　记者：还记得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调任桐乡的吗？

　　方士荣：1984年2月，我从海宁经贸委办公室主任被提拔为桐乡县县长，按级别来说，是“跳”了四级。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机遇，当时中央提倡干部“四有化”，我恰巧赶上了好时候。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上，我认为人生际遇缺不了两方面，一要靠努力，二要靠机遇。

　　记者：上任伊始，你心中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和目标呢？

　　方士荣：我确实担着责任而来。来桐乡前，嘉兴市委书记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他提出要我把桐乡的工业搞上去。当时，担任桐乡县委书记的夏益昌对农业工作比较熟悉，我呢，一直从事着工业方面的工作，组织上也考虑到了我们两个人的特点，所以才把我们搭配起来。

　　1983年，我初到桐乡，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是6.87亿元，1993年，我离开的时候，全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100亿元，名列嘉兴市第一位，在全省排名第七，超过了赶超目标海宁。扪心自问，我为这十年的工作感到欣慰，也认为没有辜负当初组织上的嘱托与信任。

 
　　记者：在桐乡十年，如果要把你的工作分几个阶段的话，怎么分？

　　方士荣：姑且分作三个阶段吧。1984年至1987年是起步阶段，乡镇企业开始发展，1985年长三角开放，桐乡被列入开放地区，但在开始的两年并没有什么动作，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机遇；1987年至1992年，在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同时，发挥开放型经济的带动作用；1992年至1994年，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开放步伐加快。我个人认为，1992年至1993年是我工作干得最好的一个时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们的一些观念有了很大改变，胆子也大了起来。桐乡经济开发区就是在那个时期成立的，并被列入省级经济开发区，这个步子在当时是迈得相当大的。

　　记者：在桐乡任职期间，有哪几件事你认为自己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方士荣：一是抓乡镇企业发展，桐乡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有着典型意义，在全省小有名气。我生平有过两次最高规格的发言，其中一次就是1992年1月7日，桐乡县第一家省批集团公司——浙江足佳鞋业集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我作为代表发了言。

　　二是抓企业技术改造，我很早就提出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工业发展步伐。县里专门成立技术改造领导小组，一般应该由分管领导担任组长，但这个小组组长我自己亲自担任，那时二轻化纤厂的设备全是我引进的，化纤如今已经成为桐乡的主要支柱产业。

　　三是抓外向型经济。1985年5月，经国家经贸部批准，桐乡县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实现嘉兴地区招商引资零的突破。1987年，嘉兴市委派我去南开大学对外开放领导干部培训班学习，参加这个班学习的，嘉兴地区仅我一人。我正好与时任张家港市外经委主任、现任南京市市长蒋宏坤住一个房间，他在外向型经济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与他交流后我深受启发，当即写信给夏益昌书记，就重视外向型经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桐乡对外向型经济的重视也有个逐步提高的过程，1990年党代会，提出了一个基础（农业），两个先导（科技进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但在1993年的党代会上，我们已经提出一个龙头（外向型经济），两个依托（科技、市场）的发展战略。

　　记者：初到桐乡，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

　　方士荣：要发展，但缺资金、人才、技术，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当时我也是两难，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但桐乡产业层次低，一开始是以砖瓦厂、水泥厂、丝厂起家的。砖瓦行业被称作是桐乡发展经济的“敲门砖”，但砖瓦厂吃的是子孙饭，后来乡里办、村里办，我自己下去做工作，坚决不让村里办砖瓦厂。水泥厂对桐乡而言倒是“无米之炊”，当时经济发展对水泥的需求量很大，这些行业对桐乡发展还是曾经做出过贡献的。其实早在1984年第六次党代会时，我们就已经提出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电子机电工业，稳步发展轻纺工业，积极发展食品工业，协调发展原材料工业。通过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拳头产品，形成有桐乡特色的工业经济。

　　记者：在你的任期内，桐乡的文化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你为此自豪吗？

　　方士荣：是的，君匋艺术院、“三馆”等一系列名人文化场馆都是在这段时期内建成的，文化建设这一块也是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的骄傲。1986年6月，我签字批准拨款120万元建立君匋艺术院，现在看来没什么大不了，可那是1986年，当时全县财政收入也就2000万左右，可支配支出才1000多万元，拿出十分之一来建一个文化场馆，反对声音不绝于耳。好多人说，拿这么多钱，不如建个企业。县委、县政府顶住了很大的压力，但看准了桐乡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要有地方展示桐乡的对外形象。我生平两次最高规格的发言中，另一次就是1993年底，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为惟一发言的县（市）委书记，就桐乡重视文化建设进行了专题发言。

　　记者：桐乡在那个时期的发展不可谓不快，为什么要在海宁、平湖之后才想到撤县设市呢？

　　方士荣：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在我，可能与我保守的指导思想有关。1987年的元宵节，海宁召开撤县设市大会，我应邀参加，当时，我还没有出现桐乡撤县设市的念头，因为与海宁相比，桐乡的城镇建设一向落后。直到1991年，平湖撤县设市，这才触动了我。我们经济发展比他们好，为什么不能撤县设市？回来后我立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撤县设市工作组。手续办理很繁琐，一度停滞不前，在我的任期内，我就惟一为这件事去过北京帮助协调。

　　记者：在你任期内，碰到的最难的事是什么？

　　方士荣：蚕茧大战哪！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仅靠我个人也没有办法解决，为此我挨过省里的处分，但我不后悔。在当时体制下，有许多事，县长在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上产生不可协调的矛盾。通过对这件事的反思，1990年，我提出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一致的观点。

　　每年蚕茧收购都是桐乡的一件大事，省里蚕茧价格已经定死，那年是480元一担吧，江苏的收购价格比我们高出一截，农民想多卖几个钱也没什么错。白厂丝出口占了全县外贸出口的70%，县政府每年与省政府签订外贸承包责任制的，茧子收不上来，就意味着责任制也完不成。怎么办？我连着几个晚上埋头测算白厂丝的利润空间，按照测算结果，丝绸公司、供销社还有利润空间可让，因此决定分一块给农民。于是召开电话会议把蚕茧价格提高到680元一担，这既维护了桐乡的利益，又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自己没有错，但省里处分我也是对的，因为我违反了省里制订的价格政策。

　　记者：有没有迄今想到还觉得特别遗憾的事？

　　方士荣：有啊，我最遗憾的事就是在桐乡十年，却没有做好城市建设。现在我一年要回桐乡两三次，城市形象大变样了。

　　记者：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评价？

　　方士荣：我认为自己最缺乏做领导人的霸气。一方面看也是好事，我为人比较平和；但从另一方面看，做主要领导需要有一股杀伐决断的气势，优柔寡断有时反而会误事。

　　记者：在桐乡工作多年，对桐乡人又有什么评价呢？

　　方士荣：我对桐乡人印象最深的是商品经济意识强，勤劳。但桐乡人也有一个不足：求安耽。这是句土话，桐乡人自能体会，用普通话说，有点小富即安的意思吧，但也不完全是。

　　记者：对桐乡今后的发展能提点什么建议吗？

　　方士荣：我在杭州，可一直关注桐乡的发展。桐乡市委、市政府不是提出工业立市的战略吗？这条路是对的，希望桐乡能早日走上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也希望桐乡老百姓的日子能越来越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