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90岁的章桂

       他本应一生平淡无奇，也不会出名。就像那个年代无数人一样，平凡得转身就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事实上他确实也没有名气。光阴流水九十载，如今他只是桐乡市梧桐镇上一位几乎被人淡忘的老人。但中国文学史上一本名为《缘缘堂随笔》的书中留下了他的名字——章桂。上世纪30年代，章桂陪伴一户人家逃难，帮助他们平安到达目的地。那户人家的主人叫丰子恺。

       也许正如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会长叶瑜荪所说，当年逃难，丰子恺把他从桐乡石门湾带出来，这决定了章桂这一辈子的不平常。

       人的一生就像多米诺骨牌。章桂后来一辈子颠沛流离，开书局，搞出版，被特务抓去坐牢，1950年参加中国第一届出版会议，1958年因为被划为右派回到故乡……谁能说这一切和当初的逃难就没有关系呢？

       今天，我们从《缘缘堂随笔》中的《辞缘缘堂》、《桐庐负暄》两文中得知，当时章桂的身份是丰同裕染坊店员。

       2007年12月7日，距1937年11月逃难的那一天，已有70年的时间，我们来到桐乡市梧桐镇凤鸣桥西堍康西弄。曾跟随丰子恺十多年、90岁的章桂老人，在家中跟我们聊起那条逃难路。

       当年一起逃难的有15个人，活着的还有6人，除了丰家4个儿女和表亲周丙潮的小孩，还有一个就是他，年纪也最大。

       章桂记忆最深的是1975年4月，78岁的丰子恺回到了故乡石门湾。他去看丰子恺。丰子恺和当时陪着他来的弟子胡治均这样介绍他：“这位是章先生，以前我们逃难全靠他的。”

       而今坐在我们面前的章桂说：“生我养我的是亲父母，教我的就是丰先生。如果说我有点文化知识，都是丰先生教的。抗日战争当年的逃难，我们的确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1.取名璋圭

       1934年，17岁的乡下少年章桂由族兄章云洲介绍，到石门湾丰同裕染坊学做生意，这个染坊是丰子恺家的祖业。此时，丰家缘缘堂已落成一年。那个辰光，丰子恺在杭州租下了皇亲巷6号一幢带院子的住宅，开始了春秋居杭州、冬夏回石门的神仙悠闲生活。每年他回来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整个缘缘堂特别热闹。1934年暑假，丰子恺回缘缘堂过暑假，少年章桂第一次见到他敬重的丰先生。

       当时丰先生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在嘉兴、上海都教书，又出版了很多书。这样的人在我们乡下很少见。当时丰先生为去世的母亲蓄须，我见到的丰先生长髯拂胸，神态潇洒。我当时在缘缘堂做店员，做做柜台上的事情。平时，我也能天天去丰家。丰先生家有很多书，我经常去看书，丰先生没有架子。丰先生小名慈玉，我叫他慈叔，我叫丰师母婶妈。我有点文化知识，都靠那些时间学的。丰子恺还为我取名璋圭，说璋与圭，均是玉中最好的。我从小失去母爱，生性又很倔强，脾气躁，他们夫妇教我要善于自爱，兼以爱人。

       那个时候的章桂，喜欢在一旁观看丰先生画画写字，帮助研墨扶纸。丰子恺也喜欢这个学生。章桂在店里学生意的时候，丰子恺就对店里的师傅讲：“章桂，我要了，你们假使店里来不及，需要学生，那再去请个。你们不请，我冬天放他回来帮你们忙。”于是，章桂冬天回到店里做生意，平时就陪伴在丰子恺身边。章桂念念不忘的，还有1934到1937年他和丰子恺在杭州的日子。他在纪念丰子恺逝世十周年的文章《难忘的岁月——回忆在恺叔身边的日子》中这样写：“我曾做琴童，携抱古琴跟恺叔他们攀登宝俶山、北高峰等处，抚‘高山流水’，品龙井名茶。古琴的琴音悦耳，使人怡情清心，我虽爱听，却一窍不通……”

       17岁的章桂虽然脾气躁，但是做事干练，深得丰子恺喜欢。

 

       上世纪30年代，丰同裕染坊合照，据章桂回忆，右三为他本人，右四为丰子恺

       2.逃难惊魂

       丰子恺的8年逃难源于我们所熟知的那场战争。那一年，丰子恺刚过40岁生日。他在《辞缘缘堂》中这样写道：“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下旬，寇以迂回战术突犯我故乡石门湾，我不及预防，仓猝辞缘缘堂，率亲族老幼十余人，带铺盖两担，逃出火线，逶迤西行，经杭州、桐庐、兰溪、衢州、常山、上饶、南昌、新喻、萍乡、湘潭、长沙、汉口，以至桂林。当时这路上军输孔急，人民无车可乘。而况我家十余口中半是老弱……”

       1937年11月21日，跟随丰子恺夫妇逃难的人，除了章桂，还有他们的6个孩子，70岁的老岳母、三姐丰满、族弟丰平玉，以及表亲周丙潮夫妻孩子3人，一共15人。

       丰家去南圣浜（石门湾乡下）避难的时候，我没有跟去，而是一个人守着缘缘堂。逃难前两天，我睡在楼下西北角的小房间，听到房间有响动，里面有人走动。我走出来一看，只看到丰先生的父亲和母亲的照片。我就去和丰先生讲。丰先生说：看样子要走了，不能呆了。丰先生的姐姐丰满也讲：爸爸妈妈显灵了，要我们走。

       不管这个细节是否有道理，丰子恺是决定走了。临行前他问章桂：“你和我们一起走，高兴吗？”章桂说他高兴的，但是要去问父亲。老父亲同意他走。11月21日下午，带着一床棉被，几件衣裳，他跟着丰家坐船离开了石门。

       丰子恺后来在《桐庐负暄》中写道：“这时候，离石门湾失守只有30余小时。”

       这个时候，丰子恺一个人带着这么多老人孩子，的确需要一个能干的帮手。

       宁做流浪者，不做亡国奴。

 

       1937年11月石门湾遭劫

       船去杭州，将近塘栖的路上，国民党的军队把他们一个船夫拉去了。如果其他船夫再被拉走，他们就走不了了，因为没人会划船。这时听到远处传来枪炮声，船里的人都很恐惧，疑心那是炸弹声，有一批敌机正在附近大肆轰炸，倘使飞过来，他们这船一定是轰炸的目标。

       笼罩在一船人身上的是一种异样的恐怖，路上还有士兵问他们鬼子在哪里。对当时的场景，丰子恺后来在《桐庐负暄》中这样写道：“我不预备别人问我们敌人的行踪，最初也不能相信那士兵的话。但是听了两遍，终于听出了。我告诉了章桂，大家回想，又证之以环境的种种现状，就确信矮鬼子已经逼近我们……”丰子恺想想不行，于是上岸买了一套国民党的军装，让章桂穿着站在船头，其他人呆在船里。

       我当年胆子大，穿着国民党的军装，站在船头，还觉得挺威风的。但我也怕遇到鬼子，鬼子就在后面，一定要往南逃！一定不能再让士兵拉去我们的船夫。

       丰师母他们当我一家人一样，晚上还会给我盖被子。逃难的时候，15个人晚上都挤在一条船里。丰子恺的姐姐丰满对丰师母说，阿宝，软软都是大姑娘了，章桂小伙子了，不方便。这话偶尔被我听到了，我就自己到船外的船头睡。但是丰师母不肯，她到船头把我叫回去，她说：我们逃难要靠你，你睡在外面，要是生病了，怎么办？

       在风声鹤唳、一路漂泊中，他们这一行尝到平生从未尝过的恐怖、焦灼、狼狈和屈辱，但终于幸存下来。

       3.外婆“复得”

       多年后，丰子恺的幼女丰一吟来看章桂，她对章桂讲：“章哥哥，逃难路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到你和外婆从桐庐回来。”靠了章桂，这个外婆才“失而复得”。

 

       听闻抗战胜利的丰子恺

       丰子恺一家避难桐庐后，听说故土成为焦土，就决心流徙去远方。丰子恺考虑到岳老太太年已70岁，不胜奔波之苦，在去兰溪时，刚开始无法找到车和船，就和夫人商量把老太太托给他在船行岭的一个画家朋友。但送掉老太太后，却很巧租到了一条很大的船。一行人上船出发时，都很难过，特别是丰师母徐力民。

       我看到丰师母很难过。丰师母担心我们这一走，兵荒马乱，可能再也见不到老母亲了。我想想这也是我的外婆，就叫停船。丰先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我要去把老太太接回来。当时大家都很惊讶，因为这里离船行岭有40公里，我并不认识路，怎么去接老太太回来呢？我就告诉丰先生，我自有办法，你们放心等我回来。我马上下船赶回桐庐乡下，花钱租了一顶轿子和几个轿夫，走了40公里赶上山去接老太太。接到老太太，当夜赶下山，天亮到桐庐。到兰溪后就与丰先生他们会合。丰师母看到妈妈失而复得，特别高兴。

       在《桐庐负暄》一文中，丰子恺关于这件事情，他这样写道：“我深知此事难得圆满，谁知章桂果能完成使命：带了一位70岁的老太太，搭了最后一班的公交汽车，与我们差不多时候到达兰溪。”

       4.手术签字

       丰子恺最小的儿子新枚1938年10月24日在桂林医院出生。关于这件往事，丰子恺文中没有用多少笔墨，章桂这样回忆：

 

丰子恺将新枚照片赠于桂荣（章桂乳名）

       1938年，丰师母在快生新枚的时候得了急性病，医生要动手术，但是要家属签字。丰先生当时正在两江师范学院（即桂林师范）教书，离医院好几里路，丰家孩子都还小，没人敢签字。周丙潮的建议是去请丰先生过来，但是医生说这样的话要好几个小时，怕丰师母会有性命之忧。当时，没人敢担这个担子，我说我来签。医生问我是丰先生的什么人，我说是侄子。医生说，那好你来签吧。在逃难的路上，丰先生曾经和我说过：要是别人问我们什么关系，你就说我们是表亲，我是他侄儿。我当时签字的时候要求大小都保，但过程中如有意外出现，保大不保小。幸亏，最后大小平安。丰先生几个小时后接到消息赶到，夸我有胆识。

       这或许也是章桂后来到丰家，徐力民总要新枚出来见见这个章哥哥的原因。也是在1938年，他们到桂林，丰子恺为一行人的生活考虑，在桂西路崇德街开设了一家小书店，取名崇德书店。这个书店只存在100天，就因为桂林突遭空袭被炸，只能另谋出路。丰子恺是开明书店的股东之一，章桂后被介绍去了柳州开明书店。

       其间好几年，我往来于桂林和柳州之间。而丰先生去了浙江大学教书。1942年11月，他带我到了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我后来在重庆开了一家书店，叫万光书店。这个书店后来出了丰先生的两本书：《人生漫话》和《教师日记》。后来，我又办了光明书局，店面是原来三联书店留下的。1948年，因为和进步人士来往，我被特务秘密抓去，关了好几个月。当时妻子才19岁，她不知我到哪里去了，到处去找。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她去年7月去世了。解放后，我还办了联合图书出版社，有10人左右。1950年我还作为重庆出版业三个代表之一去北京参加了中国第一届出版会议。

       5.内心情结

       1947年9月25日，丰子恺在流亡10年后，重新踏上了阔别10年的上海的土地。但章桂留在了重庆，当时他已经结婚生子。丰子恺回上海的时候，并没有通知章桂。但章桂知道他要回上海。

 

1938年崇德书店开业纪念照，前排左四为章桂

       丰先生一家回上海后，我自己在重庆感到特别孤单，常常做梦梦到他们，梦到去他们家。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回到了石门湾老家。那时老父亲已经去世。这之前，因为经济困难，我一次也没回来。因为是右派，回来只有一间破旧的祖屋收留我们。孩子多，夏天就睡在外面，路过的乡邻看到了，说这个人家真可怜。

       章桂回石门湾老家时，带了6个小孩，境遇很糟糕。章桂的太太是广东番禺人，他们到农村就是务农种地，最终他做了20年农民。“文革”那段时间，他曾去看过丰子恺几次。别人都说不要去看，可是他不怕。“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说你来了。他感谢我去看他。”

       1975年9月，从故乡石门湾回到上海5个月后，丰子恺因病去世，当时并没有彻底平反。1978年，章桂被平反，他已退休，后来他一个儿子回到重庆，顶替他的位置，进了新华书店。

       多少年后，他还记着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去上海看望丰子恺一家。那一天，他陪着丰师母和几个女儿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回来，他走在她们前面，几个流氓看到她们几个女人家，就过来使坏。丰师母马上喊：章桂，快过来。他听到马上过去，把那些人赶走。“我想，丰师母还是很信任我的，有困难就会找我。”

       章桂没说的，或许还有一句，他到今天依然觉得，自己仍是丰家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