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桐乡段的皂林双桥以其美观的造型成为运河一景。这两座桥因上世纪运河拓宽时被拆除。(李渭钫 摄)
早在远古时期,桐乡一带就是人类聚居的地方。经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现已初步查明在桐乡境内属于马家浜文化遗址的有5处,距今约7000年;属于良渚文化遗址的有19处,距今约4000年;属西周至战国时期文化遗址的有8处,至今约2000至3000年。石门罗家角遗址为马家浜文化,出土的大量磨光石器、骨器、陶器和带榫卯的木构件、稻谷等,证明7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是浙江地区最早的几处遗址之一。这些遗址的发现和考证,说明早在7000多年前,桐乡的先民就已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其作用主要表现在隋以后的各个朝代。正如《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一派运输繁忙的景象。在唐代,每年通过运河由江淮地区运往长安的粮食最多达到700万石,这说明京杭运河是一条经济大动脉。运河沿河两岸也很快兴起了城市和商埠,如睢阳、德州、临清、济南、宿州、泗州、扬州、镇江、杭州等都是运河边上重要的码头和城镇。
宋高宗赵构南渡建都杭州后,金兵经常渡江骚扰。桐乡因河港交错,当时又缺桥梁,虏骑始终未能深入掳掠。又取运河交通之便,距杭州仅一日路程,既便于分居隐避,也便于互通信息,故随宋王朝南渡的士大夫都乐意在桐乡境内择地居住,仅洲钱(现洲泉)一地“士大夫隐避来寓者殆二十家”,其中不乏名士豪族。
曲阜濮凤以驸马都尉扈驾临安,建炎三年(1129)移家于幽湖(今濮院镇)。后其子孙谢政归里,在此“督课农桑”,兼营纺织,所产“濮绸”誉满九州,对该地的繁荣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至六世孙濮斗南,因拥立宋理宗有功,赐第为“濮院”,后即以“濮院”作为镇名,故濮凤被尊为“濮院之祖”。
定居于洲钱最有名的是宋室宗亲赵汝愚家,由其父赵善应自开封移居于此。汝愚即出生于洲钱寓府。汝愚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考中进士第一名。光宗时官居吏部尚书,宁宗时擢右丞相,赐谥“忠定”。以人品高尚、清正贤能为乡里所敬仰,故尊其出生的故巷为“生贤里”。
崇德(现崇福镇)的莫琮,北宋太学生。南宋建炎三年,因避战乱,迁居崇德。生有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五子,后均考中进士,时人比作“燕山五宝”。“五子登科”的现象为历来所罕有,故一时佳话传颂,遐迩闻名。曾奉旨建造“五桂坊”及“椿桂堂”,今崇福镇仍有“五桂坊弄”地名存在。还有定居崇德的辅逵,宋高宗南渡时,累立战功,官居左武大夫、邵州防御使,后知泰州,晚年迁居崇德。生子辅广,少有大志,然屡试不第。后专攻周敦颐和二程学说,先后师事吕祖谦和朱熹,深为朱熹器重。嘉泰年间(1201—1204)归里,在崇德开馆讲学,著书颇丰,有《诗童子问》、《晦庵先生语录》、《朱子读书法》三种,《四库全书》提要著录,另有《六经集解》、《尚书注》、《四书纂疏》、《论语答问》、《孟子答问》、《通鉴集义》等,其著作广为时人引用。
施州(今湖北恩施)刺史张子修、迪功郎张汝昌皆定居石门,建有东、西两园,乳鸭池流觞曲水,载酒游园,风雅极于一时。戴复古《初夏游张园》诗云:“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已成名句,流传千古。莫若冲的《石门张氏园》诗:“为米徒劳束带难,当时彭泽便休官。高情曾赋归来句,尽入名园遍署看。”池馆园林之胜概可想见。
大批世族名士定居于运河沿河各镇,加上与之交游往来的士人名宦,一下子在桐乡境内聚集了许多高层次的文化人,改变了境域的文化结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社会风气顿时为之一新。创办书院,重修寺观,造园修第,吟诗论文,桐乡运河文化由于宋王朝南渡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同时,居民人口随之迅速增加。在居民聚居的城镇,民居沿河而建,小巷小街迂回曲折,纵横错立,流水、小桥、狭弄、石板路、沿河廊棚,展现了浓厚的江南水乡风貌。之后,历经元、明、清数朝的发展,桐乡运河文化日趋繁荣。
(桐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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